2009年11月12日

有一种类比是拿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做比较。这是种非常有意思的提法，因为它提供了观察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国视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欧洲经验之上的，但是谁都能看出当今世界的政治中心正在逐渐往亚洲偏移，又尤以往东亚最甚。谈论东亚政治又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中国。历史上东亚诸国的政治思路也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颇有渊源。也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就近翻阅本国历史而不用像过去那样执着于了解晦涩的欧洲历史以获得经验和启发。甚幸！

小学时读《上下五千年》里有一篇文章叫《愚蠢的宋襄公》，讲的是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的宋襄公在战场上不忍攻击“不鼓不列”的楚军，最后自己战败负伤不久病死。当时就想此公是不是大脑进水，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那么简单道理都不懂得，的确够蠢。但不得不说那本少儿版的《五千年》叙事太过简单，外加后人看待历史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就使得真正的历史在今天的现实需要面前无限压缩以至变形。一直到最近开始对先秦史产生浓厚兴趣，翻阅了相关典籍后才了解到原来真实的历史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所以在读史以之余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宋国在春秋时期的疆域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首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以南地区古称睢阳（虽阳）。周武王克商后封纣王后裔于商丘，宋始列诸侯，公爵邑。
封建社会以延续祭祀为头等大事，并且周代崇尚以礼治国以仁治国，所以商纣的后裔在周代取得爵位并非因为有功而是当时的政治制度使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人道的。
宋国的国运不比秦国潮起潮落，基本处在当时诸侯国的中游水准。宋人的祖先微子是商纣王的同胞兄弟，纣王无道，微子出于王室成员的责任心劝告纣王尽早悬崖勒马，否则灾难朝夕可待，但逆耳忠言并没有唤醒已经沉沦的纣王。苦闷不已的微子曾想一死了之，但仍然对自己的同胞兄弟存有感情。当时，他曾跑去找当时的太师和少师，问自己该怎么办。太师箕子也是纣王的亲戚，他认为君王沉迷酒色又不听长者贤者的劝告是亡国亡身。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并劝微子离开。少师比干同样是纣王的亲戚，比干最后死于强谏……比干被杀和箕子装疯为奴最终使微子下定决心离开纣王。
商朝灭亡后，微子曾亲往周武王处请罪，武王觉得他是个谦虚的人所以恢复了他的地位。武王定都镐京后又向箕子求教安邦定国的良策拜他为师。文王时，管叔，蔡叔纠合武庚，就是纣王的庶子对抗周公，发动叛变。最后为周公所灭。动乱以三人的死亡结束，周公又命微子取代已死的武庚延续商汤的祭祀。殷之余民甚爱戴之……因此微子就是宋国的开国祖先，宋国君主就是商汤后裔。

到了宋襄公时，宋国已经成为中原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
宋襄公，名兹甫，宋桓公子，春秋时期宋国君主。
按照《史记》的说法，齐桓公和管仲曾将齐孝公吕昭托付给宋襄公以期将来立为太子。吕昭的母亲是郑国人，对于为什么没有将这个儿子托付给外戚的郑国而是托付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宋国，我想更多的是看重宋国的国力和宋襄公的为人吧。

宋襄公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的确有值得齐桓公信赖的人品。司马迁也评论襄公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依然行仁义大道的诸侯。在襄公还是世子时，就有提出过将来愿意把君位让于比自己更贤明的弟弟目夷。最后没有实现也是因为宋桓公不同意的缘故。秦以前，周王长子称“太子”，诸侯长子称“世子”，诸侯庶子称“公子”。

无独有偶在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也有符合上述猜测的记叙。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宋襄公富国强兵的政策，但宋国地位的变化提升却是从宋襄公成功干涉齐国王位争夺战后开始的。也就是说宋国在襄公执政时期曾致力于称霸中原。
上面说到齐桓公将庶子之一的吕昭托付给宋襄公。吕昭还有十多个兄弟，在桓公死后其中有五个先后成为齐国的君主。齐桓公虽是人生赢家，后宫林立，内宠如云，但这些人最后都和齐桓公一起上演了最杯具的戏目。齐桓公死后他的儿子们互相攻击争夺王位，桓公尸体停在床上六十七日无人收敛，蛆虫不仅爬满尸体甚至布满宫殿的台阶。易牙和竖刁，当初的厨师和宦官都因为桓公好内宠所以平步青云掌握了军权，他们为立公子无诡滥杀群吏……

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公子昭奔宋。

齐孝公有宋襄公撑腰，借助外国军事力量回国争夺王位先后打了两仗，最终在那年五月登基称王。齐国号称当时最强的诸侯国，为什么没有一只足以抵抗宋军的军队这是值得怀疑的。但如果想想在宋军来到之前已经发生过竖刁易牙滥杀群臣的事件，并且齐国已经经历了近一年的内斗。军事人才和国民士气都遭受到双重打击，那么他们在纪律严明的宋军面前不堪一击也就不难想象了。
齐人恐，杀无诡，迎公子昭。齐孝公五月登基，八月安葬齐桓公。孝公在位十年。

齐国的崛起轨迹和秦国完全不同，单就方法而言甚至是两个极端。秦国重法治、重刑罚，而齐国重仁义，重经济。齐桓公是春秋时期出名的贤君司马迁评价他“从善如流”，而管仲也是济世之才，加之鲍叔牙，戚宁等人的辅佐，齐国内部人民互相亲敬，礼、义、廉、耻，思维大张，这四维是齐桓公施政的基石。在团结人民的基础上齐国又大力发展盐业、渔业。薄赋税，轻刑罚，藏富于民。军事上，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又颁布命令允许罪犯按照罪行的轻重缴纳武器抵罪。笔者认为，这种抵罪政策也许只是一种齐国复兴初期的权变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副作用不小，如果杀人都可以依据这条法令以多少多少武器赎罪，那么齐国的社会治安还不乱套？对外，齐国奉行“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外加上三朝时期周王曾授齐君讨伐天下不宵之辈的权利，所以齐桓公才能打着匡扶王室的名义会盟、讨伐。最终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总之，齐国是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自古战争和贸易就是天敌。齐桓公死后，十个儿子中有五个先后成为齐王，因这五人争夺王位而引发的动乱可想而知。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齐国赖以称霸的基础被王室动乱摧毁了呢？齐国繁荣的经济社会势必受到国内战争的打击。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多数情况下的合理选择。政出多门，不可能不引起混乱。齐国的大国地位也势必受到国内政治动乱的影响。齐国衰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历史本身并没有标记告诉人哪里有机可乘。所以能看出问题玄妙的人才是人才。

宋襄公人品真的很好，在齐桓公死后遵守约定帮助吕昭取得王位。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也不会不考虑宋国可能在这件事上面临的危机和机遇。
《史记》上写：“宋以桓公（齐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吕昭），故来征之”用以证明自己出兵的合法性。但同样应该看到的是，齐国内乱与齐孝公是否真的能成为国君本身对宋国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宋国在当时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在后齐桓公时期变得更强大，同样的这也是当时所有诸侯国的机会点。从宋襄公干涉齐国内战可能对大国关系施加影响的角度看襄公帮助孝公夺取王位一战的利弊，有利的是宋国可以借机干涉当时霸主国的内政，帮助吕昭夺取王位，如果事成，宋齐势必亲慕。就算失败对宋国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宋襄公出兵齐国是利大于弊的，况且如果成功还能利用齐国霸主地位这一优势本身来实现宋国的威权政策。

所谓威权政策无非有两个目的，一维持现状二实现霸权。手段有也有两种，一是通过外交礼仪二是展示武力。宋襄公出兵干涉齐国内政这一军事事件的政治意义就是通过这个行动告诉其它试图称霸的诸侯国，宋国同样有称霸的意志和能力（当然能力永远是个相对概念）你们想和我争可要量力而行了。并且最成功的一点是宋国把这一意志很好的掩藏在了“宋以桓公（齐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吕昭），故来征之”这一目的之下。所以笔者认为至少在这件事上，宋襄公一点也不愚蠢，相反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宋襄公干的非常漂亮且有智慧!

而当时最有能力和宋国争夺中原霸权的国家有西方的秦国（秦穆公）和南方的楚国（楚成王）。宋襄公帮助齐孝公登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秦穆公正在西方大战晋国，也就是说正在试图进入中原地区，无奈晋势正强，秦国进展缓慢。和宋国接触较多冲突也较多的是南方楚国。当时楚国边境北临河南省东临安徽省正好和宋国接壤。当中还夹杂着些唯楚马首是瞻的中原小国。楚国一直不被看成是中原国家，被诸侯鄙称荆蛮。楚王也很意思，既然你不承认我的地位，那就是允许我偕越喽？于是从很早开始就是自封为王。但实际上周天子封楚国只是子爵，到了楚文王这一代，楚国开始寻求介入中原。文王死后，政策不变，换成王执政。成王时代侵中原之势越甚。

从宋助齐后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宋襄公有意接替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但就方法而言还未确定。宋襄公八年，宋国盟会诸小国。这期间发生了一场关于今后政策的辩论。辩论的对象是宋襄公的儿子荡和宋襄公的弟弟目夷。背景是齐襄公召中原小国盟会，其中鄫国君主迟到两日。襄公于是表示要惩治鄫子（子爵）。目夷说不可以杀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并且人家是来参加你盟会的，杀了他，以后还有谁来与我们结盟。齐桓公是通过盟会成为霸主的，我们应该效仿他。公子荡说当初齐桓公称霸是因为北伐孤竹，在蛮夷那里建立的威信才逐渐得到中原国家的认可。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他，应该向东面去征服东方的蛮夷。东方有海，海中有神，请杀鄫子以祭海神。这样诸侯闻我敢杀诸侯，谁敢不服不来朝拜？昔日周武王斩商纣王头悬于太白旗上而得天下。我们应该如此做才对！
“夫缓则用德，急则用威。”

宋襄公最终听取了公子荡的意见。杀鄫子以祭海神。这个决策的负面效应在当时就已经显现，曹国君臣认为宋国如此轻易的进行杀伐可谓非常残暴当即就退出了盟会。宋襄公出于宋国威权的考虑，当然派兵讨伐。虽然曹国最终畏于宋国的军事力量不得不派大夫去宋国请罪，但此事对宋国的意义远不止此。襄公高估了平息齐国内乱在外交层面上的成果，认为宋国已具备号召诸侯的能力。而鄫国和曹国这些小国的公然反抗并没有唤醒襄公的理智，这位公爵仍然深深的陶醉在他扫平纷争匡扶齐君的美梦中，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宋国的真实力量。襄公对曹国的用兵正是建立在这种错误评估基础上的穷兵黩武。读史至此笔者再一次感慨，把握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能力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很少有为政者能清醒的认识并熟练的掌控它。比起屈指可数的外交大师更多的是志大才疏的庸碌政客。宋国的军事力量和威信虽在曹国之上，但和强大的楚国比仍然还有距离。而若干年后的泓水之战正是建立在宋国虚幻而脆弱的”中原霸主”实力之上的。

宋襄公十三年夏，宋襄公为报去年鹿上会盟之仇发动对郑国的战争。因为此前郑国刚和楚国结盟。宋国视郑国为中原叛徒。楚国视郑国南朝为一大胜利，遂出兵救郑。但楚国没有直接出兵救郑，而是选择攻打宋国，宋襄公得知急速回国与楚军相遇摆阵于泓水。泓水，古河道在今河南省地界。宋军列泓水北岸，楚军列泓水南岸。

战前宋国大夫公孙固以“天命说”劝襄公，认为楚兵来势汹汹，锐不可当。上天抛弃商国已经很久了，此战应避其锋芒避免正面交战才有取胜的可能。宋襄公认为楚兵虽然人多势众但仁义不足，过去周武王讨伐商国仅用武士三千迎战亿万军队照样取胜靠的正是仁义。要他放弃仁义屈服楚国是万万办不到的。所以战争开始后襄公不选择楚军渡河的时机击鼓攻击，不选择楚军未列阵前击鼓攻击，所谓“不鼓不渡，不鼓不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坐失大举歼敌战机。最后自己惨败负伤，一年以后死于膝伤。楚国凭借此战扫清侵入中原的最大障碍——宋国。而宋国则彻底变成一个二流国家从此淡出大国行列，在接下去的春秋历史中默默无闻直到战国时期为齐湣王所灭。

宋襄公战败负伤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恶名。但反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又有谁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正是因为从上到下的道德沦丧礼乐崩坏而引起的呢？单批宋襄公假仁假义不是有点助纣为虐的感觉么？宋襄公的确不是一位合格的军事家，而他在政治上的失误也正如上面所言。不仅如此，他还失败在认为领袖的人格修养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诚然他是位修养非常高的君主，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国家会因此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虽然这种认识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并未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产生广泛共识。但笔者发现虽然领袖人格决定国家利益之现象已经绝迹，但领袖利益代表国家利益之现象却未曾消失。比如我国的邻居朝鲜。笔者毫不掩饰对朝鲜领导人家族的蔑视和愤怒。开国领导人的个人人格魅力并不构成家族统治的理由，为了维持家族统治不惜牺牲国家人民利益是野蛮的独裁统治。朝鲜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好过韩，国，却在八十年代时落后于韩国，而到了九十年代又出现了粮食紧缺的糟糕局面。即使是同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我们客观看待评论朝鲜政治的成败得失，也不会认为北韩领导人多么富有政治细胞，政策多么成功。相反人们却看到一个大唱”主体思想”伟大，金正日大将军是朝鲜人民正确领路人的衰败朝鲜，一面和世界上最强帝国主义国家拍桌子比谁更勇敢，一面挑起地区紧张局势，一面又毫不客气的每年吞下大量我国救济粮。请问北韩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何在？北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贡献何在？北韩国家的名族复兴之路何在？名族竞争力又何在？？
只要世界大国的目的仍旧是维持和平，那么国际秩序的钥匙就掌握在最无赖的国家手中。时代的主题已经不是斗争而是发展了。各国都唯恐错失发展机遇而倍加珍惜和平局面，而朝鲜却不明大势仍然固步自封。或者说只要统治者一人满意整个国家的人民也就满意了？

是的，一个落后贫穷一无所有的国家，正需要一位像神一样伟大的领袖！

完

[ 本帖最后由 王牌机师 于 2009-12-10 15:58 编辑 ]

把金胖和春秋搅拌到一块儿？
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君主制和以独裁保证既得利益和少数人意志形态的官僚集团，两者的道德评价标准貌似有很大差距，
最近间歇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要看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我不知道去看的理由。。。。。。
为什么不引用一点亨廷顿的观点？我粗看了一下觉得那书叙述的很详细，不完全是高度概括和精炼的政治概念，

[ 本帖最后由 THE-O 于 2009-12-8 14:03 编辑 ]

只是从概括统治者观念的理论中清理出了一条思路而已，牵强的很牵强的很……

交集可能不在手段上，而在把个体意识形态国家化上，
当然，君主制下，国王的意识形态（姑且算是的话，低级一点只能算君主的意志而已）本来就是被国家化了，
金胖子这里的绝对权力是建立在胖子全权代表且绝对正确代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么解释他也不嫌累

[ 本帖最后由 THE-O 于 2009-12-8 14:11 编辑 ]

非也！貌似古代政治世界的外交标准里有君主个人修养一条~

这和今天的谁谁领导人有魅力所以觉得他的国家也有魅力是两回事~

去看wiki，棒子国前几年修宪已经把“共产主义”词汇从宪法里去掉了，理由是“共产主义不可能”替代以“主体思想”~

领导人候选人有魅力的话，首先是他可能被选民选中。
议会政治的中心转向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结果的评价标准又催生领袖政治，最后直接反映到国家上的是领袖意志。。。今天下午刚看到这部分的批判理论，

解释权变更了，只承认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但是如何奋斗，不听老马听老金，
这是为了避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从根本上推翻老金的理论，我朝也做过这种事。。。。。。

[ 本帖最后由 THE-O 于 2009-12-8 14:28 编辑 ]

神は見えない

把宋襄公和金太阳搅合在一起牵强附会了。

而且仅在最后一段吐槽性的附上一笔，实难让人理解笔者作此随笔的用意到底为何。

我翻wiki没看到这条

地址在此，请查看其中“宪法”内容http://zh.wikipedia.org/zh-cn/%E6%9C%9D%E9%B2%9C

检索内容不同当然显示结果也会不同，这不奇怪。

ZEEK大大好

我的意思并非要将春秋时期的政治人物和当今的朝鲜领导人进行对比，得出孰高孰低的结论。

即便文中谈到对朝鲜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基于当今事实而非以古非今。

之所以会这样写是因为比较感兴趣作为外交事件的一环——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在外交史的跨度内到底对政策产生过什么影响。

“但笔者发现虽然领袖人格决定国家利益之现象已经绝迹，但领袖利益代表国家利益之现象却未曾消失。

以上完全是思考之余的有感而发，置于必要的论证和推理，我想并非一篇随笔所能讨论的吧。

个人兴趣爱好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
我丫也就稍微研究研究经济发展。。。历史苦手。。。

我觉得如果要论领袖人格魅力及修养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话，倒可以把宋襄公和上杉谦信拿来作为一个比较讨论一下。